常艺：学习跳伞，就是学习跟恐惧做朋友
在小红书上输入“跳伞”两个字，你能轻易地找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个跳伞基地，上至北京，下至海南。在国内，单次跳伞的花销基本在 2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不同的价格所对应的配套服务也有所区别。
严格来说，跳伞并不是一项新兴的极限运动。早在中世纪，生活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就曾利用改良后的超大斗篷尝试过一次不成功的高空跳跃。而陈列在大英图书馆的一份手稿则显示，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完成了最原始的跳伞装备设计。
20 世纪以来，跳伞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50 年代起，它则逐渐成为了国际性体育竞赛项目，首届世锦赛于 1951 年在前南斯拉夫举行。我国很早就引入了跳伞，民间的组织还可追溯至 40 年代，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跳伞委员会则在 60 年代成立。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跳伞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越来越多渴望挑战自我的普通人参与其中，常艺便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极限运动博主的常艺第一次接触跳伞是在 2016 年，当时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攻读市场营销硕士学位的他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美国斯坦福学习。在此之前，热衷于户外运动的常艺已经陆续掌握了攀岩、潜水和冲浪等技能。而在他最初的认知中，跳伞并不是作为一项“运动”而存在，他勇于挑战，除了年轻气盛，还因为想探寻内心深处恐惧的上限。
“我是一个恐高的人，站在十几楼往下看的话，腿是软的。但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一点。”
位于美国南加州的 Skydive Perris 是空军的训练基地，拥有全球最好的跳伞设施，常艺当时拎着行李直奔目的地，在完成 6 个小时的地面训练后就迎来了自己的首次跳跃。有些发烧友极其享受在高空中恣意飞翔的状态，但常艺坦言，当飞机升至 4000 米高空，自己踏出机舱的那一刻，内心是害怕的。“我必须得承认我很渺小，第一跳的时候我是没有思考的，当时完全不在状态，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由于未能在空中及时对教练发出的指令做出回应，常艺的第一跳失败了。首跳带给他的除了些许沮丧，还有强烈的胃肠道反应。回到地面，常艺休息了半小时，这期间他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教练也告诉他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尝试。他不想等，稍作休整后便再度登机。“我不想让老美觉得‘中国人就这样吗？’，我是有民族自豪感的，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
跳伞员身上通常背着两个伞，主伞如果失灵，还有副伞。而万一副伞同样发挥不了作用，自动开伞器（AAD，automatic activation device）在下降至一定高度时也能保证平安着陆。
常艺明白，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他试着调整呼吸节奏，努力静下心来。第二跳的过程相对顺利，两跳过后他决定“隔日再战”。在跳伞基地提供的课程里，新手需要完成 8 次跳跃才能获得 AFF（Accelerated Freefall，加速坠落课程）结业证。从第 9 跳起，跳伞员在空中得到的指令愈加复杂，难度也逐级提升，只有顺利完成 25 跳的人才能获得 USPA（United states parachute association 美国跳伞协会）认可的 A 证。“每一跳教练都会加一个动作，比如让你检查高度表、做一个转身、无保护出舱躺着出去或者做一个转身外加上升……”
常艺最终顺利过关。从 2016 年在 Skydive Perris 尝试第一次跳跃起至今，前后 7 年，他总计完成了近 230 次跳跃，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与我们的交流中，常艺说，尽管已经驾轻就熟，但每次跃出机舱后，他依然会恐惧，这种本能的反应是刻在 DNA 里的。对于一个人而言，源自于血液里的恐惧与一颗勇于挑战极限的内心是能共存的，勇敢的人也可以有胆怯的时候。于是，常艺选择和恐惧“做朋友”。
“恐惧是无处不在的，没有办法克服，你只有去面对它。接下来跳伞，我还是会恐惧，但我可以接受。”
就在我们交谈的前几天，常艺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时速”。他在川西牛背山拍摄时突发感冒，整个身体在高原反应的作用下又出现了浮肿的症状，一度情况危急，好在救护车及时出现才顺利脱险。“那个时候我是害怕的，但我也知道我是 OK 的。”他说。
探险以及与恐惧共存似乎成了一种美丽的诱惑，这让常艺在进入职场后对于未来有了新的思考。
留洋归来，常艺成为了一名白领，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没有回山东老家“进体制”，而是选择扎根在杭州。在他看来，与北上深相比，杭州的生活节奏相对舒缓。少年时代，常艺从书本里读到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充满了好奇。杭州的一切基本满足了他对于美好生活的遐想，有足够的时间做饭、喝茶、散步，只坐半小时地铁就可以到户外攀岩。
但办公室终究还是困不住他。
多年户外运动的经历练就了他果敢、干练的处事风格，常艺在 2018 年辞去了工作，毅然加入到创业大军中。“从小我们就活在别人设计好的生活轨迹里，很多人都在‘等’，我不想这样，如果 20 岁不出来创业，那我 30 岁根本就出不来。”
常年穿梭在中美两地，常艺结识了一帮极限运动爱好者，其中不乏冲浪高手以及参加过奥运会的退役运动员。他将朋友们凝聚在一起，搭建了一个类似 MCN 的平台并利用手头已有的资源，为他们介绍了诸多户外拍摄工作机会。自主创业，机遇与风险并存，常艺当然也遇到了瓶颈，期间他还曾尝试往户外体育旅游的模式发展，但在兜兜转转之后，他决定先专心维护好个人 IP。
这几年，伴随着国内网红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常艺为代表的极限运动 KOL 们在各自的赛道上纷纷闯出了名堂。粉丝们痴迷于常艺别样精彩的人生体验，而他也得到了不同品牌商们的关注。随着知名度渐长，常艺如今甚至有机会登上综艺节目向更多的人宣传跳伞。
“体育艺术家”是常艺对自己的定位。他说，身体和灵魂都得在路上。他会利用一切机会阅读，最近他醉心于《蒋勋说宋词》，被迁客骚人们的人生际遇所打动。另一方面，为了备战一项即将开始的铁人三项比赛，常艺还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
“我 20 岁到 30 岁这几年已经过得很漂亮了，我希望在 35 岁到来前，找到新的平衡。”他说。
以下是《WSJ.》与常艺的对谈：
《WSJ.》：国内是在什么时候兴起这股跳伞热潮的？
常艺 ：我是国内比较早接触到跳伞的人之一。印象中，国内在 2017 年前后出现了到美国、迪拜学习跳伞的热潮。
《WSJ.》：国内有哪些跳伞社群呢？
常艺 ：我知道在海南有不少，其他零零散散分布在江浙、北京、广东一带。这些基地都非常专业，经过了 USPA（美国跳伞协会）认证。
《WSJ.》：你最初在美国学习了跳伞，据你观察，美国的跳伞爱好者大多从事什么职业？
常艺 ：在加州 lakeside 那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航空小镇的社区，10 个人有 9 个会跳伞，还有 1 个会开飞机。厨师会跳伞，保洁人员也会跳伞。周边的居民也会来跳伞，比如大学生、建筑师、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五花八门，大家周末来这里跳伞、吃吃喝喝，跳伞类似于一种社区文化，就好像我们有乒乓球文化一样。
《WSJ.》：那跳伞给予了你哪些启迪呢？
常艺 ：我之前学到的一些人生哲理基本来自于父母家庭教育。初高中的时候，更多的是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而那些东西我认为不是自己人生的参悟。我17岁出国念书，父母不在身边，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事物的认知基本来自于我通过极限运动所获得的感悟。
如果不是跳伞的话，我看待事物可能会是另一套评价体系。看过这个大千世界之后，水利万物而不争，你会更加去平和地待人接物。
《WSJ.》：你有超过 200 次的跳伞经历，这其中有遇到特别让你触动的人或者事情吗？
常艺 ：有。在跳伞基地，我遇见了一个叫做 Craig 的教练。他担任加拿大警察和美国海豹突击队的跳伞教练官，也是汤姆·克鲁斯在拍摄《碟中谍 6》时期的陪护。我记得当时有至少三次跳跃没有通过，整个人很沮丧。Craig 跟我说，“你已经很棒了，现在这个基地里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你还活着就已经比其他人强了。”这倒也不是什么人生哲理，但是他乐观的处事态度比较让我触动。
后来我在和他交流时，偶然得知他的太太得了癌症，要准备再去做个检测。当时夫妇俩正计划去夏威夷旅游，Craig 说不管医院给的反馈是好是坏，他们都要去夏威夷。半年之后，我因为要训练又从国内来到基地。Craig 很平静地告诉我，太太已经去世了，他的岳父也走了。他说，“小伙子，人生还要继续，没有办法，我们还要跳伞”。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有点像基努·里维斯在 Stephen Colbert 的节目里提到的“人在去世后会知道那些曾经爱过我们的人，还会思念着我们”。
我觉得跳伞带给我的，是通过这些各色的小故事，让很多新鲜的知识和感悟充斥我的人生。
《WSJ.》：对于那些想尝试跳伞的朋友，你的建议是？
常艺 ：我觉得大胆去尝试，不要考虑，我要做的事立马会去做，我要见这个人，就会去见这个人。
《WSJ.》：你对未来的规划是？
常艺 ：希望有机会到大学讲课，说说小众运动，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